betway体育胖胖这段时间的文章大多都集中在一个关键点上,社会和互联网中的很多社会舆论与信息流,正在系统性地挤压老百姓。
另一方面,如果文章能被更多人看到,即使有些人会转载甚至被洗稿,那是胖胖的荣幸。
如果内容创作者能够多产出一些人文关怀的文章或短视频,而不是去粉饰这个社会规则的不公平和阶级固化,而不是转移视线,或者用美颜滤镜打造虚幻的乌托邦,那,大家的生活也会变得真实一点。
现在,很多老百姓被固定在某个固定阶级,比如因为教育程度低,或者生活环境恶化,或是处于社会的底层或中下层,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必须面对的现实处境。
比较让人感到无奈的是,面对这样的现状,很多人发现自己无力改变,哪怕再努力,再有才华,也难以突破社会的阶层壁垒。
更绝望的是,下一代也许同样无法打破这种僵局,因为社会规则没有为这些人提供才华流动的机会,也没有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与保障。
而他们很多文章最后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在观察着这些来来往往的芸芸众生,仿佛站在一个更高的认知层次,得出了某种“优越”的见解。
他们认为,家境不好的人,即使从名牌大学毕业,进入职场和社会后也很难实现阶层跃升,改变命运。
它们的结论不在于讨论“阶级固化”或者“机会垄断”这些外在因素,而是将问题归结为穷人自身的“内在缺陷”。
文章中写到,穷人从小视野狭窄,思考问题的逻辑和深度不足,缺乏与人相处的自信和融洽度。
这些内在的心理因素使得他们在面对生活挑战时更容易感到无力,承受失败的能力也更弱。
相比之下,富人的后代从小生活优越,性格乐观开朗,面对挫折时更坦然自信,与人交往时也显得更加幽默风趣,因此更容易赢得他人的好感,从而在职场上胜任更重要的岗位,获得更高的收入。
它们还观察到,即便有些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体制内,表面上看似与富人子弟处于同一职位,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仍然显得力不从心。
比如,寒门出身的人往往更容易产生悲观消极的情绪,心理上更脆弱,不善于与人沟通,表现出沉默寡言的一面。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富人的孩子天生就有更好的性格和生活态度,而穷人的孩子则因穷人思维的限制,很难改变命运。
要是在几年前,胖胖可能说不出为什么会反感这样的观点,但经过这些年的工作和创业经历,也看透了他们的诡辩:
它们在文章中巧妙地把社会规则的不公归结为个人性格和能力的问题,将社会结构性的问题转移到个体身上,它们试图让大家相信,阶层流动的困难不是因为社会结构的限制,而是因为穷人自身的“内在缺陷”。
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在讨论“性格决定命运”,但实际上却是通过贩卖焦虑来掩盖现实中的不公平,淡化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不仅让人们忽视了社会中真正的问题,还进一步加深了底层人群的无力感和自卑感。
那胖胖觉得,富人的孩子之所以性格开朗,自信乐观,不是因为他们天生优越,而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更好的成长环境。
一个富人的孩子,从小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父母带他周游各地,见识过形形的人物。
他周围的亲戚朋友,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他的自信和见识其实是来自这些丰富的资源,而不是天生的。
比如说,有些富人的孩子从小就上私立学校,学习英语、音乐,接受各种才艺培训,见多识广,自然显得性格开朗、乐观。
而相对来说,穷人的孩子要靠自己在已经固化的阶层中,想要从底层找到一条出路,这简直是难上加难。
很多人说高考是最公平的制度,但其实这种“公平”也要打打引号,也是在众多不公平中勉强挑出的一个出路,给了一些寒门子弟,比如大山深处的孩子们,一个翻身的机会。
可是即便如此,这个机会也是九死一生,很多优秀的孩子在这场竞争中被埋没,只有极少数幸运儿才能通过高考跳出贫困的牢笼,进入体制内工作。
想象一下,一个从小家徒四壁的孩子,家里甚至需要借钱供他上学,他怎么可能自信?
但如果你听那些贩卖焦虑的作者说,他们会告诉你,穷人就是因为见识少、懒惰、愚蠢、短视,才导致了他们的困境。
当然不是,真正的原因是社会对他们的系统性挤压,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碾压使他们陷入困境。
试想一下,多少农村的孩子拼命努力,想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寒门出贵子的故事虽然有,但现实是,几千万个这样的孩子里,最后成功的只是寥寥无几的几个。
而那些现在成功的杰出人物和人物中,有多少比重是出身寒门,又有多少比重是出身富贵之家?
那时候不是有句话叫“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意思是寒门子弟想要向上爬,根本没有机会,而低层的三教九流也不可能被纳入氏族体系。
那么,两晋时期的这种社会状况是因为寒门子弟全都怯懦、自卑、窝囊、短视,升不上去吗?
恒冲继续追问,问他知道死了多少马,王徽之得意地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未知生,焉知死。”
这句话原本是说人生的意义都搞不清楚,别提死后的事情了,但在王徽之的语境下,他暗示马匹的生死根本不重要,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才高八斗,不会把精力放在管理马匹这种琐事上。
但是当时在东晋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名仕士族们推崇清淡高雅的生活方式,沉浸于风水字画和行为艺术之中,远离世俗的琐碎事务。
他们鄙视所谓的三教九流,把关注民生、发展经济、整顿军备这些务实的事儿视为“俗务”。
两晋时期如果放下那些虚无缥缈的宏大叙事,真正到民间考察,了解百姓的真实生活,他们会发现,所谓的老百姓生计是否真的实现了?
他们所谓的高雅理想——那些寄情山水、清谈风雅——实际上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虚无。
相比之下,真正的民生关怀,五谷杂粮、衣食住行,这些看似庸俗的琐碎事务,才是老百姓生活的真实。
如果在东晋时期,你敢提及老百姓的五谷杂粮、吃喝拉撒,士族们一定会嘲笑你。
他们觉得一个人的脑海中应该装满山水诗情画意,讨论一些宏大的理想,而不该为这些“低俗”的现实问题操心。
但事实上,所谓“虚”的理想不过是士族们自我陶醉的美梦,而“实”的民生问题才是社会真正的根本。
东晋后期的士族们,正是因为把虚无缥缈的幻想当作生活的追求,而忽视了实实在在的民生需求,才导致了当时社会的衰落。
他们对下工地、下农田、深入农村与农民交流这些基层工作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低贱的、不屑一顾的事。
你就会明白,所谓的“宏大叙事”不过是空中楼阁,特别扯淡,只有像我们现在这样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深入民间,才能明白真正的社会状况。
正因为他们深知,坐在庙堂之上,永远无法听到民间的真实声音,永远无法做一个真正的明君。
每天身处锦衣玉食,享受山珍海味,身边环绕后宫佳丽三千,这样的皇帝怎可能懂得百姓生活的艰辛?
只有当他们真正置身于民间,走入那些困苦的角落,多听、多看、多感受老百姓的疾苦,他们才能明白民生之艰,才能从虚幻的高谈阔论回归到民生的真实,真正做到脱虚向实。
回到开头反驳那些美化富人子女的观点,像什么鲶鱼,什么周公子,那些所谓富有的,有地位的子女,无论他们是否懂得艺术和文学,他们的关注点往往不在于经济和民生,而是无尽的物质享受。
从几万一斤的茶叶到奢侈品,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炫耀自己的高端生活方式,炫耀自己的圈层地位。
例如,他们炫耀的不仅是豪宅、奢侈品,还包括那些只能由他们进入的高档场所。
他们可能并不真正努力工作,甚至可能在岗位上几乎不出现,却能顺利进入最顶尖的公司并快速晋升。
这种现象并非因为他们特别聪明或有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凭借家境和关系网占据了资源。
即使他们在考试中表现出色,也可能因为面试官的地位或背景不如人意而被拒之门外。
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整个系统存在严重的偏见和不公平。
富有的子女的所谓优越,往往来源于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而非个人的品质和能力。
实际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源于对上级的拍马屁和对下级的,而不是实际的努力和能力。
他们的所谓成功往往掩盖了背后的规则和背景不同,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比其他人更聪明或勤奋。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性格决定命运”,那么像周公子这样性格的人就不应该比比皆是。
现实却是,一些行业已经不仅仅看重个人的才干或学历,而是更加注重家庭背景和血缘关系。
东汉末年的门阀制度就曾明确区分上层和下层,贱民无法与上层交流,上层也绝不会参与下层的工作。
现实却是许多富人子弟得以顺利进入顶尖行业、获得高位,往往是因为他们的背景和家族关系的托举,而非个人能力。
在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里,你可能已经占据了先发优势,而那些寒门子弟却因为社会结构的不公被剥夺了机会。
那些批评穷人性格不好、富人性格优越的内容,说到底实际上是在为现有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辩护。
真正的社会进步应当是建立在公平的规则之上,不论是寒门子弟还是富人子女,都应当依据能力而非背景获得机会。
如果社会规则公平合理,寒门也能出贵子,而豪门的子女如果不成器,也理应被社会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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