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威betway体育《2024中国家族办公室行业发展趋势白皮书》显示，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2014年，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的人数，已从2014年的104万人快速扩张至2022年的316万人。

　　与此同时，中国超高净值企业家数量及财富也大幅增长。2019年，我国50亿人民币企业家数量为828人，千亿人民币企业家数量为19人；至 2023年，这两个数字已经分别增长到1241人和30人。

　　今天中国富豪们手中迅速聚集的天量财富，正在将他们推向世界顶级财富管理模式——家族办公室的怀抱。

　　目前，中国冠以家族办公室之名的机构已近万家，财富传承需求之下，发展空间巨大.

　　继上篇新家办课堂 一文读懂西方家族办公室发展史：源起古罗马，掌管4万亿美元资产之后，本期新家办研究聊一聊，中国的家族办公室往事。

　　西方金融业发展相对连续且成熟度较高，相比之下，中国金融业因历史之故发展未成体系，起步也较晚。因而对中国家族办公室的研究与其以金融角度为切口，不如从家族演变开始溯源。

　　上古时期，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以部落为组织单位，这一时期，山地贵族往往把握政权。几千年来贵族这种组织形态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占据主流，根植于此。

　　进入奴隶社会，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在春秋时期形成了百余个政治实体，即便秦统一六国后，异姓贵族势力也依然存续。

　　至汉代，汉高祖以扶植同姓宗族的方式逐渐剪灭异姓王势力；七国之乱后，武帝又以“推恩令”“徙陵邑”并施之法，削弱藩王和地方贵族。

　　然而自汉元帝废除陵邑制之后，地方贵族势力复兴，门阀社会终究还是在华夏大地拉开了大幕，并在魏晋南北朝发展至高峰。

　　门阀社会有所松动还是多亏了隋唐科举制的盛行，这是国家在人才选拔方面有意摒除血统因素的结果。

　　虽然“富可敌国”的大贵族历史就此告一段落，但中国的家族史并没有就此湮灭，因为大贵族的倒台反而给中国民间家族的兴起腾出了位置。

　　宋朝开始，民间家族被允许设立祠堂；到明朝，在“大礼仪之争”中获胜的嘉靖皇帝，将自己主张的“礼制的合法性”传导至民间，宗族自治彻底放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能在以明清至民国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封建大家长”的原因：这些名门望族的族长老爷们通常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用宗族自治的方式抵御外部风险、保全族人存续。

　　总结来看，中国家族的兴衰逃不开制度文化的流变。家族作为一种制度建构和文化具象，无论是表现为贵族门阀还是民间宗族，始终都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组织形态，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文化体系的核心载体之一，国人对传家的重视几千年来未曾断绝。

　　家族本身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注定了家族传承是一个包含财富、事业、精神的系统工程，文化、制度、流程的构建和严格管理执行缺一不可。

　　从文化上来看，最具中国特色的“家风家训”可被看作是中式家族的思想内核。

　　中国先秦时期就有家训文化，周文王遗命周武王以《保训》，实为帝王家训。自周公旦《诫伯禽书》后，大量家训文本流传于坊间并被后世沿用。

　　汉代，源出孔子的儒学成为国学，其也是历代维系宗族存续的重要理论支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便出自儒学经典《大学》。

　　在门阀社会达到高潮的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对社会资源的全方位垄断，让家族门风成为上流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有关家风家训的著作也在此时集中涌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就是一例。

　　而在此之前的三国时期，诸葛亮短小精悍发人深省的《戒子书》也早已广为流传。

　　待到民间家族兴起的隋唐宋元，家风家训文化持续发展，直至明清。此间，欧阳修的《诲学说》、黄庭坚的《家诫》、袁黄的《了凡四训》、姚舜牧的《姚氏家训》以及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家书》均是传世经典。

　　北宋名臣范仲淹曾在晚年时在老家苏州将名下1000多亩田地捐出，设立“范氏义庄”，并且定下十三条族规，以保障范氏家族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教育和科举所需费用。该庄的核心原则是农田只可出租，不可出售或典当。

　　“义庄”的性质即以宗族名义持有的家族共有财产，这些财产因系家族成员慈善捐赠，从而具有“不能让渡”的关键特质。由此可见，至少所有权和受益权分离的管理模式并非西方独有。

　　据说范氏义庄直到清朝宣统年间依然运作良好，不仅拥有田地5300亩，后世子孙中更不乏入仕之才，超长续航900余年。

　　明朝时被朱元璋亲赐“江南第一家”的“郑义门”，也是通过综合制度设计保证家族长治久安的典范。

　　在郑家，采购、会计分工精细，典事、监事权责分明；对内的饮食、起居、学习、礼仪、待人接物、处世之道，对外的生产经营、邻里和睦、社会公益等等皆有规定，方方面面事无巨细总计168条。

　　古代家族治理的综合性、规范性、系统性，已经颇具当代家族财富传承的神采，其中一些核心职能也被视为内置了“家族办公室”的部分基因。

　　比如春秋时期卿大夫阶层家中主宰家中事务的管家（称“家宰”），就被视为中国财富管理人的雏形之一。而后，在家族中举足轻重的“家宰”甚至演化为战国时代的宰辅，接近后世的“丞相”或“宰相”。

　　而后，不同规格家族中的族长、家长等拥有综合职权的话事人，均被认为承载有“单一家办”的功能与精神。

　　民国时期，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充当了批判家族制度的先锋。

　　彼时，乡村家族仍保持着血缘与地缘的统一，维系家族情感和活动的实体依然普遍存在，家族权力得到族众的拥护和认可，祭祖、拜会等家族活动照旧绵延不绝。

　　加之历届政府对家族制度的保护利用和低下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家族发展到民国仍然是为族众提供荫蔽的有效组织形态。

　　相比封建王朝时期，民国家族吸收了西方的经济制度，家族传承的重心也开始向产业和金融领域迁移。其中，“中国民族资本家首户”，也是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荣氏家族”，是民国家族传承的集大成者。

　　“面粉大王”荣宗敬和“棉纱大王”荣德生的名字，至今在历史课本中“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一章中熠熠生辉。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民族资本家、实业救国的典范，荣家兄弟一度垄断全国面粉市场的1/3，棉纱市场的2/5。

　　荣氏企业由身为总经理的荣宗敬独揽大权，其出身钱庄，深谙金融运作，一度以直接、间接的方式持股10余家金融机构，荣氏也得以借助银行资本兼并扩张，直至在衣食领域承包半个中国。

　　“实业+金融”立“族”的荣氏也不出意外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家族。公开资料显示，荣宗敬、荣德生育有23个子女，所有荣家二代男丁以“仁”字排序，其中就包括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荣毅仁。

　　起于乱世注定了荣氏大起大落的命运。1930年代，棉纺织业形势变化重创荣氏产业，1937年卢沟桥事变摧毁了荣氏企业的2/3，荣宗敬也在烽火中离世。

　　1940年代，一系列涉及家族企业权属的历史遗留问题，让荣家两代及两房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荣氏也于此时开始探讨以现代科学管理制度来保证家族存续。

　　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平衡与博弈，随“上海工业资本南逃大潮”迁居香港的荣家二代们，最终在1990年代成立了类似荣氏家族资金管理委员会的机构，后独立为荣家的家族办公室。

　　荣氏家办偏向英式风格，一方面掌管家族资金的出入和分配，另一方面对荣氏家族企业担负起控制和监管的职能，并对由荣氏家族成员组成的董事会负责。

　　而荣家后代年满十八岁之后就会成为家族基金董事会的一员，参与家族企业的经营与管理。

　　得益于家族办公室，荣氏家族虽然在产业、金融界的影响力早已不复当年，但其第四代族人如今还是在美国过上了因财富自由而略显疲倦的美丽人生；由荣氏牵头的多个慈善公益基金，也还在延续荣家初代留下的慈善理念。

　　除荣氏一族之外，钱学森所在的钱氏家族、贝聿铭所在的贝氏家族、盛宣怀家族等也都在清末民初留下过恢弘的印记，并在制度系统的帮助下扛过无数周期，至今显赫。

　　首先是上世纪50、60年代地产崛起，亚太地区经济腾飞，经济强劲增长催动亚洲富裕群体规模急剧膨胀。之于中国，现代家族概念在位列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率先兴起，涌现出、李嘉诚、李兆基、郭得胜等一众香港顶豪。

　　无论是家族产业构成，还是成员的数量和结构，香港豪门身上都保留着民国家族的印记。从家族传承的方式来说，现代家族办公室也伴随香港豪门家族的出现在中国正式诞生。

　　由金庸（查良镛）祖辈查济民创立的查氏集团家族办公室CM Capital在1969年成立，算是香港豪门创办家族办公室的先驱。从其投资构成中占大头的地产业务中，外界可以一探彼时香港富豪的财富历程。

　　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历史悠久。凭借与内地的联通、强大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立法合规经验，成为高净值人群设立家办的理想之地。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香港超高净值人群（一般指资产净值在600万人民资产以上的个人）达到5957人；单一家办超过2700家。

　　视角转向中国内地，当代家族多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代商业的发展和财富聚集衍生而来，家族也通常被限定在企业家领域。且无论从事何种产业类型，时至今日，家族传承的问题都平等的摆在了中国当代企业家的面前。

　　具体来看，于上世纪末创立公司的初代民企老板们已有不少套现离场，年龄的增长、外部环境动荡、经营管理在骤变的商业时代的不确定性，让他们开始认真思考企业和子孙后代的未来；TMT时代的企业家则更倾向于通过快速推动公司上市的方式释放新一轮资金，用投资未来的方式延续自己还如日中天的新兴产业。

　　众多动因的推动之下，让在财富管理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拥有空前实力的家族办公室，在2013年进入内地顶豪视野。

　　第一家内地线年由龙湖地产掌门人吴亚军成立的双湖资本；紧接着的2014年，蔡崇信和马云创办蓝池资本（Blue Pool Capital）。

　　有趣的是，吴亚军与马云都生于1964年，前者赶上了中国地产业最后的辉煌，而后者领衔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刚好是中国当代企业家家族的两大代表。

　　就在二人规划财富传承之时，中国的产业乃至经济发展在他们身后发生了历史性的交错，而他们家族办公室的运作方式，又再次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双湖资本吸纳了红杉、高瓴、源码等国内多家头部基金为出资人，成立至今已经入局了Uber、宝宝树、Airbnb、印象笔记、千丁等名声大噪的互联网和数字经济项目；蓝池资本的投资版图也遍及对冲基金、医疗、元宇宙、区块链等新兴领域。

　　纵观香港和内地，可以发现中国家族办公室普遍基于私人银行服务发展而来，中国银行、平安信托是内地最早入局家办业务的金融主体，随后券商、保险等机构也逐渐介入。

　　2016年，一些私人银行和专业金融人士开始探索联合家办业务，以相对低成本、差异化的模式在家办领域分羹。

　　2020年前后，中国的家族办公室迈入品牌竞争阶段，具体表现为家办主体越来越丰富，运作方式愈发专业规范，投资方式和领域趋于多元，相关政策探索稳步推进。归根结底，是因为大家在中国经济腾飞和“创一代”面临新老交班、财富传承等现实困境中看到了中国家办业务的潜在规模和市场机遇。